陌生的亲密——《城市社会学》中的信任困境与城市现代化

三等奖2403万文伟

郑也夫的《城市社会学》是一部基于课堂稿整理而成的城市社会学入门读物。全书涵盖城市起源、学派理论、城市化进程以及农民工、交通、住房、公共空间等现实议题，系统勾勒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面貌。然而，在阅读过程中最触动我的并非某一具体理论或案例，而是贯穿全书的那个隐秘的核心追问：当人们从“熟人社会”进入“陌生人社会”之后，人与人之间究竟如何相处？

这个追问在书中并非以专门章节出现，而像一条暗线串起了诸多议题。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集中流动，农民工离开乡土进入城市，公共空间里每天与无数陌生人擦肩而过，住房、交通等问题本质上都指向陌生人之间的协作与冲突。郑也夫虽然未直指给出结论，但其思考方向是清晰的：城市不仅只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重组，更是社会关系模式的根本转型。而转型中最深刻的问题，或许就是信仰的重建。

一、从“熟悉”到“陌生”：城市生活的核心矛盾。

中国城镇化社会以自足和地缘为纽带，人与人之间高度熟悉，信任建立在人格层面。——“熟人好办事”是这种信任模式的日常表达。然而城市化打破了这一格局，当人口大规模流动，社会交往范围急剧扩大时，熟人关系的网络无法覆盖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空间。在传统社会中，一个人的交易对象很可能是熟人，这意味着声誉受损乃至社会关系的断裂；而在城市中，我们每天与出租车司机、外卖骑手、便利店店员这些陌生人打交道，信任无法再依赖“认识这个人”来维系。郑也夫在《信任论》中曾指出，随着社会生活从熟悉走向陌生，人类逐渐建立起“系统信任”——货币和专家系统——来填补人格信任失效后留下的空白。这正是城市之为城市的现代性所在。

但问题是，信任的建立需要时间，而中国城市化速度远超信任演化的速度。书中关于农民工的部分对此有所暗示：大批农民离开熟悉的乡土进入陌生的城市，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物理环境的剧变，更是一种全新的、以陌生人为基础的社会秩序。这种秩序对系统信任的需求迫切而真实，但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却非一日之功。

二、系统信任的脆弱与现实张力

郑也夫在论述信任时提出过一个发人深省的判断：信任演化的两极中，“一端不仅在其他人中建立了信任”，而且靠着系统信任在陌生环境中建立了信任；另一端则不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，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缺失。这一判断精准地捕捉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某种张力。

一方面，城市的运转客观上依赖于系统信任。我们会信任医生开具的处方，信任陌生工程师建造的桥梁，信任陌生厨师制作的饭菜，因为背后有专业资质认证、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在支撑。这恰恰是城市文明高于传统乡土社会之处。但另一方面，当系统信任尚未充分建立或遭到破坏时，人们就会退回熟人信任的旧模式——办事找关系，看病找熟人——而这又与城市的陌生人本质形成结构矛盾。书中关于“杀熟”的讨论触及了这一悖论：信任原本发生于熟悉，但熟人关系也可能成为欺骗的便利通道。

三、异地求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矛盾

作为一名从河北来到江苏淮安上学的人资专业的学生，我对这种信任转型有切身体会。初到淮安时，方言、人际、饮食方式都与家乡稍有不同，尤其是方言。在河北的熟人网络里，信任几乎不需要主动建立；而在淮安，我成了一个彻底的陌生人。这种“陌生感”和信任的缺失会让我不安，而适应城市生活，正是学会在缺乏人格信任时依然正常地交往与生活。

人资专业让我对此有了更深的理解。这门学科的核心，就是在陌生人组成的团队中建立制度化的合作。招聘、绩效、劳动合同——本质上都是用“系统信任”替代“人情信任”。从河北到淮安，我同时经历了两种适应：一是作为城市居民，学会信任陌生环境；二是作为人资专业学生，理解制度如何让陌生人有效协作。城市教会我的，正是郑也夫所揭示的那一课：现代社会的信任，从熟人转向系统，从人格转向制度。